引 言
“陕甘青新茶马古道是中国第一条茶马古道”这一概念的提出，得不到陕甘青新的认可，或者认为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茶马古道。这不能怪大家，怪只能怪云南人太厉害了，通过大规模长期的宣传，硬是用一个“马驮茶贩卖”的形态给大家洗了脑。
其实茶、马、道路是构成茶马古道这一概念的三个硬条件，具备了这三点，我们就可以说它是茶马古道。在2010年国家文物局和云南省举办的“普洱论坛”上，认可了陕、甘、青茶马古道的存在。但这一共识鲜为人知。
紫阳茶是流通在陕甘青新茶马古道上的重要物资，说茶马古道一定撇不开紫阳茶的，当然这里的紫阳茶是指紫阳茶区的茶叶。
1987年云南大学木霁弘提出滇藏、川藏茶马古道概念，之后云南在打造“普洱茶品牌”时借助这一概念，把普洱茶在全国的影响力推向顶峰，普洱茶的综合收入也因此坐稳了全国茶叶第一把交椅，连续四年占据电商销售榜首，其品牌价值为64.10亿元。
今天再说茶马古道至少有以下三点意义：一是通过挖掘茶马古道这一文化遗产，确立紫阳茶的历史地位，再次树立紫阳茶的品质自信、文化自信。二是陕甘青新茶马古道就是商道，宣传好这一古道，可以唤醒紫阳茶在西北沉睡的历史记忆，拿回紫阳茶在西北的市场份额。三是可以拉动陕南、陇南茶旅结合，推动乡村振兴。
一、陕甘青新茶马古道产生的自然条件
（一）自然气候：甘青宁新并不生长、生产茶叶，导致西北方少数民族无茶可饮，“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茶成为西部各民族“一日不可或缺”的生存必需品。
（二）地理位置：紫阳茶区是靠近西北最近的茶区，宋、明、清时代，紫阳茶区是国家茶马贸易以及西北五个茶马司茶源供给地，紫阳茶出陇右便是洮岷吐蕃、氐羌生活区，不足千里，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因地制宜、就近取材，避免劳民伤财，紫阳茶、巴蜀茶成了首选。
二、陕甘青新茶马古道产生的社会条件
（一）唐朝推行“榷茶制”后，茶叶不能自由贸易。推行“茶如盐制”，首行专卖，对走私贩茶者，“私鬻（如）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从此西北少数民族饮茶受到影响。李唐王朝建国后，为了与西北的吐谷浑、回鹘、西部的吐蕃搞好关系，采取了“互市通商”的策略，以安定边境。
唐朝第一次“互市”发生在武德八年（624年），吐谷（yu）浑主伏允请与中国互市。第二次发生在观贞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于日月山互市。之后“回纥入朝，始驱马互茶”等贸易行为经常发生，期间与丝绸、陶瓷一起销往藏区和西域。此时山南茶区是中国最大的茶区，而紫阳茶区是靠近长安和陇右最近的茶区。
（二）宋朝立国后，产马地区大部被辽、西夏占领，并限制了战马流入宋朝。宋朝为了和各国搞好关系，笼络人心，便开始在边界设“榷场”互市，以丝帛、钱币买马。熙宁四年王绍上河湟之策，茶的商品属性减弱，政治、军事属性被开发出来，茶被看作国家战略物资，朝廷开始在四川和紫阳茶区“榷茶”，拉开了大规模的“茶马贸易”。
史料记载了这一状况：
“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乏茶与市。”
“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南路金州为场六（紫阳茶区），陕西卖茶为场三百三十二。”
“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顺三郡，以市蕃夷之马；熙宁间，又置场于熙河。南渡以来……凡八场，其间卢甘蕃马岁一至焉，洮州蕃马或一月或两月一至焉，叠州蕃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马也。……乾道初，川、秦八场马额九千余匹，淳熙以来，为额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后所市未尝及焉。”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三曰，茶色不等。盖汉茶色嫩，蕃茶色老，雅州之名山，自兰州入邈川，至于于阗。兴元之大竹自阶州入欧家，自河州入水波。洋州之西乡茶自河州入水波，至于赛音隆和。今区别家品，以入赵路，则可遵汉、蕃所宜。”
当时朝廷在成都、秦州置都大提举茶马，熙宁十年在汉中设立茶课司，专门打理茶马贸易的茶叶。紫阳茶区的茶叶通过茶商越过了新疆和田至赛音隆和，官茶则运往秦州（天水）茶马司交割，承担茶叶运输的主要是骡马和人力。
（三）元朝的大统一，致马匹不再稀缺，茶马贸易只在局部、小规模发生。
（四）明朝在灭元以后，与元朝残部游斗于北方，无战马可用成了大明王朝的一块心病，而西部邻居的安稳又迫在眉睫。在推行“以茶制边”的策略下，明朝实行了更为完备的“茶马法”，把“榷茶制”推向了极致。明朝在总结宋朝茶马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管理体系。《大明会典》载：“经过地方、责令掌印官盘验，佐贰官催运。若陕之汉中、川之夔保，私茶之禁甚严。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税，贮放有茶仓，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课司，验茶有批验所。”朝廷通过打击私茶，把茶叶牢牢地控制在国家的手中，最后达到“扼敌之咽喉、制敌以死命”的效果，为此，国家制作了茶叶交易的“金牌信符”上藏内府、下降番族。
明朝用茶稳定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关系，以达到国与国制衡和对各番族的驾驭，同时换取朝廷急需的马匹。其目的明确、管理严密、手段强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朝廷先后在秦州、西宁、洮州、河州、庄浪、兰州设茶马司操作茶马贸易，曰“纳马易茶”。茶叶的行销路线也是明确的，从紫阳茶区、四川茶区到各茶马司，由此形成了一条官道，且常年有大量的茶叶在此流通。紫阳茶区所产的茶叶全部用于各茶马司易马，《大明会典》载“陕西茶课……见今茶课五万一千三百八十”，加上万源、城口、宣汉的课茶、商茶，年输出西北茶叶最高约在百万斤。
《明实录》记载了金牌易马数量：洪武三十一年，秦、河、洮三州易马数13528匹，支茶量500000斤；永乐八年，河州易马数7714匹，支茶量278460斤；宣德七年河州、西宁易马数8800匹，支茶数不详；宣德十年西宁、河州、洮州易马13000，支茶数1097000斤。
这些茶叶在当时的道、省、府等衙门的组织下，或由民夫、军夫、或脚户运往各茶马司，其庞大的运茶队伍直接影响百姓生活和沿途城镇经济的发展。“嘉靖十三年（1534年）陕西金州等五州县（金州、汉阴、石泉、紫阳、平利）课茶、责令大户、经解茶马司交纳。其经过州县原设茶户二千余名。止派百名。征银、以给大户脚价”，这一改革将茶叶运输商业化。
至清朝，由于军队战马的需求， “以茶易马”还是一条不错的途径。《清史稿》记载：“司茶之官，初沿明制。……（乾隆）七年（1742年），乃命西宁、河州等五司（茶课）征本色”，以换取粮食和牲畜，致后来“茶马法”废止，纯商业贸易为紫阳茶销往西北、中亚以及西亚销售提供了条件。由西柜“甘商”和东柜“山陕商人”统领了西北茶叶的买卖，1866年后“南柜”的设置，湖茶的西进，以及民间商贩“毛葫芦”的参与，这条古道上茶叶流通更加精彩、也更为复杂。
三、陕甘青新茶马古道的考证
（一）陕甘青新茶马古道存续时间
按照有文字记载，唐代自“武德八年（624年）在青海风承戊与吐谷（yu）浑互市开始，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凉州六谷部奏请宋廷通道泾州，以“贡赐”的方式获取茶叶、丝帛高于马值的回赐；元朝时自由贸易；明朝276年严密的“茶马法”持续推行；到“清沿明制”，同治年间“改引为票”；民国至建国初期甘肃、西宁、宁夏“毛葫芦”在紫阳贩茶止（1952年）。陕甘青茶马古道共续存1328年。
（二）陕甘青新茶马古道存在的形态
这条道路是一个动态的、网状的，在这里我们只能说说主线和支线。
紫阳茶自产地运销至西北五茶马司驻地而形成的茶马古道的主道，以及各茶马司驻地以商业的形式向西部各部族以及中亚、西亚行销路线。起始点从紫阳茶区——汉中——略阳——甘肃鞏昌府（陇南、甘南）——河州——青海西宁——新疆和田，支线为青海——丹噶尔城——玉树——昌都，所以我们叫陕甘青新茶马古道。
陕甘青新茶马古道的起始端由三条道路构成，一是米仓东道，紫阳、安康、万源茶叶经西乡至汉中；二是米仓道，万州（夔州）、巴中（保宁）的茶叶翻越米仓山至汉中；三是金牛道，成都至广元经至汉中。汉中是三条道路的集结点。
紫阳县是米仓东道的起始点，紫阳茶从紫阳县城出发沿渚河西行进入镇巴县境，在观音镇与起于四川万源的荔枝道并行，并与荔枝道一起构成米仓东道。《万源市志》载：“小简巴道（荔枝道）：县城经陕西镇巴县至西乡县经子午道南口至西安。”《镇巴县志》载：“巴蜀道（古荔枝道）……万源到滚龙坡入镇巴界，过渔渡坝、镇巴城、拴马岭、杨家寺到西乡……唐天宝年间，玄宗命从涪州飞马长安为杨贵妃送鲜荔枝即取此……是道商贸流通的重要通道之一。”“城口至西乡道（米仓东道）：城口抵大竹，经任河支流谷地抵毛坝关，至观音堂、五里坝、高川、分水岭、经白沔峡至西乡，为穿越镇巴境东的川陕要道。自古商运频繁，行人众多，此道要冲五里坝，曾于清代设县丞（民国改为县佐），观音堂设把总分防。”
紫阳县运茶的“脚户”，走瓦房店、红椿镇、上坝、羁马庄的，过小河、五里坝，上下高川，到西乡。“或翻亮垭子到融入米仓东道进入西乡。西乡至汉中乃郡道，即古之襄鄂西达甘陇之驿道，此道地势平缓，沿途食宿方便，交通运输往来频繁。”
米仓东道是一条重要的商道，在崇山峻岭中沿河谷蜿蜒前行，其间没有险峻大山翻越，既适合驮队“脚子”的行走，也适合茶贩短途贩运。且三十里一集，五十里一镇，给行商提供了供给的方便，特别是西北军事、政治、商贸的信息在这条商道上流淌着，在信息传递不发达的时代，获得信息就是获得商机，这可能是这条商道繁荣的因由。
陕甘青新茶马古道中、末段为：汉中至秦州、洮州、兰州、永登、河州、西宁各茶马司，在经西宁至和田、中亚。汉中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川茶、紫阳茶区的茶叶汇聚于此，且便于西出陇右羌藏牧区。“汉中古代就是连接秦、川、陇、鄂的通衢要道……宋代，与陇西茶马互市，陕南水运、陆运茶叶经此行销西北。神宗熙宁十年（1068年），朝廷特设茶课司于南郑，在汉中收购茶叶，运到熙河（今甘肃临洮）换马。明初，汉中为紫阳茶区的茶叶输边易马的蒸晒包装、验印地。”
“西北经艾叶口、分水岭、七里沟、茶店进入略阳界，约25公里，为赴甘肃秦陇巩昌大路。”巩昌府（今甘肃陇西）乃茶叶西出总关口，宋、元、明、清时期，巩昌府设有茶仓、茶叶转运所和茶叶批验所，《明史》载：“巩昌兵备一员。整饬巩昌府等处抚安兵备。兼分巡陇右道。巡禁茶马。”
从汉中至巩昌府经熙河（今甘肃临洮），至河州司（今甘肃临夏），再经临津渡（今大河家）过黄河，再经古鄯驿、老鸦城，至西宁茶马司。此段线路，陕甘青新茶马古道与丝绸南路、唐蕃古道重合，其各道均在河州临津渡过黄河至西宁。一路分道北上入丝绸之路。一路西行至丹噶尔城，转玉树至昌都。
《元史》载：“世祖至元五年，用运使白赓言，榷成都茶，于京兆、巩昌置局发卖。”《皇明经世文编》《梁端肃公奏议》之《议处茶运疏》详细记载了紫阳茶出汉中西去的线路：“旧规自汉中至徽州、过连云栈、俱系递运所转行，徽州至巩昌府中间经过骆驼巷、高桥、伏羌、宁远各地偏远，原无衙门，添设四茶运所官吏管领，通计十一站，每站设茶夫一百名。巩昌府至三茶司，复由递运所三路分运，记三十站，每站设茶夫三十名，其茶运所衙门运茶日少，空闲日多……嘉靖十四年（1535年），该监察御史刘希龙提准将前茶运所官吏查革，茶夫止留六百名。”嘉靖十七年监察御史沈越巡察至高桥火钻镇认为此地重要，保留了高桥火钻镇递运所。《徽县志·新修巡察院记》：“火钻镇（高桥），官虽革而印未缴也……此地去徽六十里程，去秦二百里程而茶马由是通焉，岂可无官守与公署哉？”
另一条支线为出汉中经略阳至白马关，经白马关之望关，出阶州境至迭部、宕昌。《宋史》载：“熙宁七年，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盖南渡前，市马分为二：其曰战马，生于西陲，良健可备行阵，今宕昌、峰迭峡、文州所产是也。”此道仅存于宋朝以茶易马时段，明初作为“通番捷径”堵死，康县望关《茶马御史碑》便是历史见证。
《大明会典》详细记载了整个茶叶运行的过程：“隆庆五年运至汉中府、辨验真假。黑黄斤篦，各另秤盘。经过罝口巡检司、火鑚峪批验所、巩昌府，查验篦数。稽考夹带。苏溪关遵照题准事例，每正茶一千斤，许照散茶一千五百斤。数外若有多余，方准抽税。各照格填注、印钤、截角，依限运赴洮岷参将，转发洮州茶司，照例对分贮库，取实收赴院销缴。如有夹带数多、伪造低假、正附篦斤不同，即从重问罪。夹带与斤重者，入官，低假者砍焚。引过五年之上不销者，究问。”
《城固县志》记载了清初茶商的行经路线：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本县茶商先到甘、宁茶院领“引”，凭“引”收买茶叶，运至汉中，到茶法庭按“引”盘点，运甘肃等地销售，年课银432两……通甘肃线路有二：一是本县——褒城——勉县——略阳通甘肃；一是本县——留坝——凤县通甘肃……此二线路从宋代开始，即为西夏与宋茶马互市主要交通线。
陕甘青茶马古道是以官茶为主，商茶为辅，由国家主道的贸易行为。由于运输量大，路途艰险，宋朝在利州路设置了水陆转运使。明朝的茶叶运输则由都司、布政司、察院共同完成，沿途设有茶叶转运所、递运所，转运所有转运官，聘有茶夫。当然，茶叶转运在国家无战争的状态下军夫是主要力量。启用民夫，给予“脚价”是解决运输任务的路径之一。“自汉中南郑起至略阳，陆路三百里，每篦给银一分二厘……略阳至白水江路一百二十里，一船可容千篦，每篦给银二厘……白水江下船陆路至徽州七十里，每篦给银三厘。徽州至秦州陆路每篦给银一分。秦州至巩昌陆路每篦给银九厘”，
商人则自雇驮队，直接运往指定的茶马司。运输茶叶的工具有骆驼、骡、马、牛、板车、背夹子等，通水路的地方，有大、小船只转运。
当然，这只是宋、明、清陕甘青茶马古道的主体运行的形态，其唐朝丝茶易马，宋朝早期的以丝帛、白银易马，明朝的私茶贩卖，清后期以及民国时期的商茶自卖与陕甘青茶马古道的主体不尽相似，但紫阳茶区茶叶流向甘肃这一大方向没有改变。
结 论
（一）陕甘青新茶马古道是国家主导下、商人参与而形成的茶马贸易古道，从始点紫阳茶区紫阳县至甘肃、青海、西藏、新疆哈密、和田，远至中亚，西亚，行程万余公里。其跨越省份最多，行销距离最远的茶马古道。该道自巩昌府（今甘肃陇西）至西宁段与唐蕃古道重叠，自河州渡黄河后融入丝绸之路南路。
（二）自唐武德八年（624年）李安远出使吐谷浑，到1952年止，持续时间1328年，时间最长。
（三）由于茶马贸易产生的辐射作用，自唐武德至清雍正年间，输出茶叶千万斤，换回战马近百万匹。因茶马古道崛起的城、镇在十余座，最有代表性的是甘肃洮州和青海的丹噶尔城和玉树结古镇，其地位、规模、影响空前。
（四）建立了完备的茶马运销系统，唐、宋、元、明、清五朝均推行“榷茶制”，宋、明、清有完备的“茶马法”，明、清建立了茶叶征收、运输、销售、课税，以及茶商与国家的利益分配制度。为保证茶马交易的正常运行，朝廷给陕西派出了巡按监察御史，专门巡视“茶马”，赋予巡按监察御史（茶马）“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