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叙事对象看：倾注于群体的日常生活
《盐道》和《盐味》是安康籍作家李春平的乡土历史文化小说。作品在创作的空间维度上，描述的地域是陕、渝、鄂三省市交界处的陕西省镇坪县。这里是古代巴人的主要栖居地，巴国与古蜀国相邻，后被秦所灭，同时进入华夏文明。小说中所写的巴山就是这样一个特定的区域，作者李春平生于斯，长于斯，其艺术世界和审美经验的建立也依赖于斯。在《盐道》和《盐味》中，他正是从巴山这一地理概念出发，透过历史文化的深邃眼光，用文学的笔触去关注巴山的生存群体。文学和生活是个古老的话题，但也是一个亘古不变，永远无法回避的话题。文学来源于生活，生活离不开文学。每一位文学的创造者都在寻求属于自己艺术创造的现实生活源，都在通过不同的方式将自己的文学与生活建立起各种各样关系，从而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生活哲学和艺术美学。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先锋派文学，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与现实主义相背离，他们主张反传统，过分强调想象和虚构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甚至肯定文学对现实生活的颠覆和消解，他们热衷于探索新奇陌生的叙事手法去表现生活的异化和荒诞。在李春平历史文化小说的创作中，他与这种先锋不动声色地保持着距离，更多地继承和沿袭了现实主义文学主流，他善于从巴山生存群体的日常生活去涉笔，书写恶劣的生存条件下的百姓生活样态。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发生新的变化：消费伦理的大众叙事茁壮成长，逐步占领整个文学叙事场域，文学生产的商品行为日渐突出，从创作到出版，从出版到阅读，都充满着对情爱故事和惊悚血腥的渴望，身体、时尚、暴力，乃至性成为消费社会的文化符号和小说叙事的关键词。受市场和文化指向的影响，许多作家在献身文学抱负和求取名利的徘徊中，忽视了小说的精神品格，将小说彻底庸俗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说过献身文学的抱负和求取名利是完全不同的，李春平在《盐道·后记》中写到:“几十年来,我的创作走过了一条农村——城市——官场的路子,到了应该转型的时候了。于是,我的寻找便具有了求新求变的目的。寻求的目标就是，多一些文化内涵，多一些历史记忆，多一些艺术上的纯碎。而这类作品通常又是不受市场欢迎的。那么，我就得放弃市场的考虑，为纯粹的艺术创作而努力了”显而易见，李春平清晰地意识到市场消费力量对小说创作的介入，而他决然放弃已经成熟的农村、城市、官场畅销题材写作路子，转向陌生且不受市场待见的历史文化小说创作，体现了作者高贵的创作品质和虔诚的文学抱负。他要在历史和文化的叙事中践行文学创作的自觉性，构筑具有精神内核和审美向度的文学大厦和艺术世界，所以，在李春平的历史文化小说中，他将笔墨倾注于群体的日常生活。《盐道》中的崔无疾、崔二岭、崔小岭，《盐味》中的张迎风、林万春等都是大巴山的普通群体。他们出身贫寒、家境困难、勤劳诚朴、待人谦和，为了养家糊口，解决生活困难，从事着巴山最为寻常也最为辛苦的职业：背盐。在陕西镇坪、平利县，以及湖北的竹溪、重庆的巫溪等地，大多数成年男人都有过背盐的经历，李春平小时候就见过无数的背老二，他们在背东西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打杵，一个垫肩，一块黑色的毛巾，沉重的负荷压在身上，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无穷无尽地流淌。这个庞大的群体及其生存方式，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作者的写作视域。
日常生活是人文风情和思想情感的外化表现，它往往最能体现现实的本真。李春平在演绎巴山群体生活时，聚焦于生老病死、柴米油盐、饮食起居的琐碎俗世。他相信文学应该在人间烟火气中显露丰厚的艺术质地和深奥的生存哲学，大抵是所谓的“文不能通而俗可通。”钱穆先生说：“世俗即是道义，道义即是世俗，这是中国文化的最特殊处。”的确，在中国文学中，许多伟大的作品都是以世俗来完成对人生道义的传承。《红楼梦》被认为是清代人情小说的巅峰之作，而它的人情之美就在于世俗之美。《盐道》中穿着大裆裤的盐背子们低着脑袋，歪着负重的身体行走在崎岖的盐道上，挑逗幺妹，唱山歌，说酸话，讲奇闻趣事，打土匪，斗野兽；崔张氏喂鸡数蛋，做饭缝衣，与老头拌嘴；儿子儿媳们相互恩爱，孝顺父母等；《盐味》中日常生活更是丰富饱满、色彩斑斓，张迎风背盐“失踪”，发小林万春将自己“赔”给张家，代替张迎风行孝道、亲家人、做家务、干农活，把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赔人”情节的设置精妙罕见，作者涉笔险峻，却又处理得自然合理，有着民间规约与责任道义的双重蕴藉，与儒家文化息息相通。在迎风意外“复活”后，万春又重返盐道，当上门女婿，照顾鄂家母女，打理盐店，筹办女学……这些日常都涵盖着丰沛的地域文化和人文风情的元素，将仁爱、道义、宽宥、隐忍等传统文化思想蕴藏其中，使叙事的生动性和思想的多义性相得益彰，不露痕迹地表现出来。这种对居家生活细致入微的描绘，体现了李春平健康的文学心态和精湛的文学技艺：他不凭借异化内容和玩弄手法去迎合世俗审美，坚持在最平凡的生活中发掘艺术的永恒魅力，在复述生活的同时创造生活的可能性，实现叙事伦理的终极旨归。所以，《盐道》中的火烧圆明园、辛亥革命及《盐味》中的国共对峙等历史事件都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米兰.昆德拉说：“所有的历史背景都以最大限度的简约来处理……在历史背景中，我只采用那些为我的人物营造出一个能显示出他们的存在处境的背景。”可见，小说家在处理题材时，有很多相似之处。
二、从叙事手法看：致力于温情地讲述苦难
返观中外文学史，用文学去表现生活的痛苦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法国史学家丹纳曾经强调：“在一切理由中最有力的一个理由，是艺术家倾向于阴暗的题材，作品一朝陈列在群众面前，只有在表现哀伤的时候才得到赏识。”所以，一直以来对底层苦难生活的倾力关注成为文学的光荣使命和作家的神圣职责。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写作视角下沉，锁定在艰难的劳苦大众上，如莫言、余华、贾平凹、残血……他们用文学为底层发声，向苦难呐喊。在他们笔下，人性惨淡，生活绝望，苦难者的愚昧、无知、麻木、贪婪和卑微被无限放大，生存置于永无止境的悲苦凄凉和无奈之中。确实，这样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和刺痛的审美质感，它直逼人性的崩落和幽暗，高度地贴近黑暗的社会现实，甚至带有某种宿命意味。但坦白地说，读这类作品，常常感到自己像在一间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到没有一丝缝隙的房子里，感到异常绝望、压抑、无助和冰冷。文学反映现实的黑暗是毋庸置疑的使命，但文学不应该仅仅是揭露，是控诉，是发泄，它还要有人文精神的自觉彰显。在《盐道》和《盐味》中，李春平给我们建构了一个充满精神暖意和人性的宽宥的艺术世界，他擅长于用温情的叙事消解生活的苦难和绝望。无论现实生活是多么的苦闷，人性是多么的幽暗，他总是从最温暖、最柔软，最具有善意之处着笔，触动我们心灵深处的感动，这与作者对待生活的世俗情怀和人文向度是密不可分的。朱光潜说过，文学世界一方面是现实人生的返照，一方面也是现实人生的超脱。所以，优秀的文学要有一种超越苦难的气象，而不是放纵对困难的铺张敷陈，即洪治纲所谓的“苦难焦虑症”。针对这一时弊，陈晓明提倡小说艺术创作中的“人民性”和“美学脱身术”，鼓励作家超越生存表象的关注，力图创作出具有丰厚精神意蕴和良好审美质感的佳作。在李春平的历史文化小说中，作者致力于温情地讲述苦难，突出人物在困难面前彰显出的高贵品质和顽强意志，有着“穷且益坚”“穷则思变”的民族精神，淡化了苦难带来的悲凉氛围，让温情和暖意在小说中弥漫开来，他没有陷入对苦难的放纵式叙述，而是赋予苦难以巨大温情关照和无边的悲悯情怀，突出人物在苦难面前所彰显出的高贵品质和顽强意志，使小说洋溢着温情和暖意。
小说的温情和暖意，首先来自于李春平对美好人性的深层眷注和书写。他总是怀着一颗理解包容和宽宥的情怀探寻生活、审度人性，所以在《盐道》和《盐味》中，故事中的人物多是“暖男”“暖女”，在他们的身上具备了儒家传统文化中所有的高尚品格：如《盐道》中的崔无疾，他一生勤劳、正直、见义勇为、乐善好施、凭借自己为人处世的声望成为镇坪盐道上一条远近闻名的硬汉。他虽然力气大，个子高，身体结实，声音洪亮，适合做山大王，但他并没有做，而且鄙视、仇恨偷鸡摸狗，不劳而获之人，宁可吃苦，也绝不堕入匪道。他对土匪恨之入骨，但当看到尸骨未寒的山大王躺在盐道时，他吆喝大家共同为山大王收尸，且努力把他埋成人的样子；盐商王国江请崔小岭做法术惩治给自家卤水中塞石子的坏人，但却只是想让他明白干坏事不对，以后择善而行，而并不去过分惩治；就连最残忍的土匪，在抓到有人偷东西时，也说了句：“算了，我不杀你，你有父母在，等你父母去世后，我再遇到你偷东西，我再杀你。”；《盐味》中林万春对朋友张迎风亲人的关心和照顾也感人至深。他为了给张迎风的妻子任香悦发奶，让孩子有奶吃，去南江河钓鱼，跪谢陈洪鼎的赏鱼之恩，后来考虑到百岁奶奶牙齿脱落，吃饭困难，为了给奶奶补偿营养，改善生活，还经常给奶奶去钓鱼。张迎风“失踪”后，林万春来到张家，将自己从林家带过来的唯一的新棉被给张妈盖，而将棉团已腐烂破旧不堪旧被子留给自己；还有善良可爱、孝敬双亲的任香悦，她爱着自己的丈夫，但也对曾经给予关心和爱护的林万春满怀感恩和爱慕，她心疼林万春，甚至也爱着林万春，当她得知林万春要建立自己的婚姻时，她忍着隐痛表示最衷心的祝福，并且以礼相待“情敌”鄂鄂。这种情感是真实的，也是感人的，充满着人性的温暖。在李春平的笔下，生活永远的是饱含情感和有温度的，他的小说让我们相信人性之美、生活之美，他从来不掩饰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性善的坚信，也不苛刻或者道德化地对待生活，而是怀着一颗理解包容和宽宥的情怀探寻生活、审度人性，从而奠定了小说温暖、柔和、中性、自然的抒情基调。《盐味》中的林万春对朋友张迎风亲人的关心和照顾更是感人至深，他为了让张迎风的孩子有奶吃，跪谢陈洪鼎的赏鱼之恩；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更是聪明伶俐、清新可爱、气质饶人。
其次，小说的温情和暖意还来自于李春平对巴山人民坚韧不拨的乐生观的肯定和颂扬。“大巴山纵横绵延1000多公里，很少见到一块像样的平地。”巴山自古山川形胜、茂林深篁、自然生存环境异常艰险，先民们为了生存所开凿的盐道，都是在崇山峻岭之间，沿途全是在悬崖绝壁上打孔造路，高一脚低一脚，稍不留神，则命断黄泉，而且经常有土匪出没，盗贼众多，所以当地把“到四川背盐去了”当作骂人的狠话。盐背子的生活也很朴素，衣衫褴褛、饮食简单，他们吃的是用苞谷面蒸熟后又炒干的面面饭，当地称盐背子饭。没菜的日子里，油炒石头也算是一道家常菜。生活的清贫和艰难丝毫没有削弱巴山人的生存意志和信念，以及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盐道》中说：“崔家人没有一个人当神仙，可他们的快乐已经接近神仙了。”一家人兄弟齐心，妯娌和睦，四个年轻人在家玩耍时拿孝顺来打赌，争抢着为父母洗脚；《盐味》中张迎风和林万春情同手足、互相帮衬，两家人亲密无间、温暖和乐，在辛酸的日常中体味天伦之乐，这正是儒家纲常伦理对家族的基本要求。
雄奇险峻的山峦锤炼了他们面对生存的坚强意志，出没无常的匪徒促成了他们形成团结合作的集体力量，崎岖漫长的古道激发了他们负重前行的生命活力。虽然生活对于他们充满了艰辛与苦难，却依然对未来满怀希望。《盐道》中“白鹿盐泉”的民间传说以及《盐味》中“向日葵”美好隐喻，都反映了巴山人民努力摆脱贫困，向往美好生活的强烈追求和愿望。巴山的生存苦难迫使他们坚韧不拨、乐观豁达，暂时忘记疼痛，以自己的生命和血汗去寻找生活的阳光。这体现了巴山人民顽强的生命力和积极乐观、坚韧不拔的生存理念，同时，这种积极乐观、豁达开朗苦中作乐的精神品格也是巴山人民的精神常态，甚至成为他们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下散发出耀眼的人性之光。福克纳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说：“人的不朽,不只是因为他在万物中是唯一具有永不衰竭声音的生物,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使人类能够同情、能够牺牲、能够忍耐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在于写出这能同情、能够牺牲、能够忍耐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荣耀，就在于振奋人心，鼓舞人的勇气、荣誉、希望、尊严、同情、怜悯和牺牲的精神，这正是人类往昔的荣耀，也是人类永垂不朽的根源。”在《盐道》和《盐味》中，对现实颓败的拒绝，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份荣耀和光辉。李春平用“以轻击重”的叙事手法为读者构筑了一个充满精神暖意和人性宽宥的艺术世界，把巴山人民的生存之痛沉淀为一种沧桑的力量之美和生活之美。
三、从叙事情感看：植根于故土的民胞物与
民胞物与是关学的重要思想，是一种对天地，对人，对万物的敬畏与热爱的生命观，也是读书人的一种境界。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无可置疑地具有着形而上的品质。但文学又不同于其他艺术，尤其是小说，它终归要通过生动形象地描绘具象世界的路径来表达它的精神内蕴和情感深度。这个具象世界包括世态万象、自然景观、风土人情及民俗文化等，就如同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莫言笔下的高密、贾平凹笔下的商州……它既是作家埋藏记忆的圣地，也是作家创作的精神来源地。这个地方有个共同的名字叫故乡，莫言把它叫“血地”。李春平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坦言：“我是一个有故乡情结的人，我在上海或外出旅游疗养，看见外面的山水就会想到家乡。在我的心目中，家乡的山水是最美的。虽说比不上那些名山大川，但跟我个人的感情最近。这里掩埋着我的父母，我回来守护在他们身边，这是一种尽孝。如果能为故土的建设出力，也是一种尽孝。”儒家文化强调家国情怀，一方面它坚固了中国人对家庭的深厚伦理情感，以至于“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另一方面它又鼓励“达则兼济天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而家和国常常存在着地理上的距离，所以怀乡恋土便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一种深入到中华民族骨髓深处的精神遗传。当年已在上海文坛声名鹊起的李春平决然回到安康，回到巴山故土，很大原因就是这种情感的召唤。中国人向来看重桑梓之情，对生养之地有着无法释怀的情愫和眷恋，以至于在作家创作的时候，也总是在努力寻找属于自己创作的精神根据地。“但凡好的写作，它总有一个精神扎根的地方，根一旦扎得深，开掘出的空间就会很大。“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根，商州就是贾平凹的根。李春平的根在哪里？就在陕南，陕南就是他应该写的地方。李春平的这部小说（《盐道》），可以说是‘浪子回头’，他找到了自己的根，正本清源。”在《盐味》中，作者继续扎根秦巴山区，悉力于表现这一方水土的自然景观和地域文化。因此，李春平历史文化小说的创作是植根于土壤的民胞物与，这片土壤就是生养他的大巴山区。这是作者个人情感的生发地和聚集地，也是决定小说精神风度和审美品质的重要因素。
从古希腊“模仿论”开始，自然就是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母题，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时代，描写自然、讴歌自然成为了文学创作的宗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英国湖畔派诗人，他们醉心于湖光山色中，倡导文学应该回到大自然中去，表现自然，热爱自然。在李春平的历史文化小说中，作者用饱含诗意的情感描写秦巴山区的自然景观。大巴山在作者笔下是神奇深邃的，“整个大巴山就是这样一个折叠的奇妙产物，所有的神奇和深邃都呈现出明显的折叠之后又再度拉伸的自然效果。笼统看去开始漫无边际的绿色，是空旷幽远的苍茫，这些绿色和苍茫厚重而缠绵，舒展而蓬松。”甚至大巴山的一年四季都是饶人可爱，尤其是秋天“大巴山的秋天是分期分批进入的，通常是一半春色一半秋。在同一座山上，上半身还是碧绿，下半身就泛黄了。”巴山成了一个鲜活的生命体，仿佛每一个器官都是灵动的，我们能够看到巴山的色彩，听到巴山的空幽，也能感受到巴山的厚重和苍茫。此刻，巴山已远远超出自然客体的局限而具有丰盈的精神意蕴，它的美好被作者无限放大，置换成一个辉煌的文化镜像，意味着希望和生机，甚至诗化为精神家园。“巴山的山民对每一个季节的到来都充满敬畏……因为它寄托着永远不会放弃的希望。这些希望看不见也摸不着，却是他们生活的内在动力。”山民们靠山吃山，爱山护山，山的存在关乎着他们的衣食住行，也是他们的思想依托和精神支柱。巴山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价值体系，使他们宁可苦中作乐，也不怨天尤人。在小说中，作者从个人经验出发，以温柔敦厚的美学质地表现出来。
李春平根植于土壤的民胞物与思想，不仅仅停留在对自然景观的精雕细刻上，还体现在对秦巴山区地域文化的自觉书写中。周作人认为具有地方色彩的作品更真实、更接“地气”，“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和艺术。”而缺乏地方色彩的作品则是“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因此，优秀的小说家都非常重视对地域文化的描写，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鲁迅、沈从文等。当然，李春平也不例外，他对于地域文化的关注是多方面，既散见于作品中的民俗、民歌，又集中见于浓墨重彩的巫术描写。
俗话说：“民歌无假戏无真”’，民歌是地域文化中最通俗、最真实的记录方式。爱唱民歌是巴山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秉赋。“在大巴山，人人都会唱歌，不用教，也不用学，天生就会唱。”“在陕川鄂交界处的巴山一带，只要会说话的人都会唱歌，哪里有人哪里就有歌”经笔者细数，在《盐道》和《盐味》中，民歌共出现10余处，从内容上划分，主要有两类：盐背子歌和情歌（即酸歌）。盐背子歌以记录背盐人苦难的生活为主，包括背盐历史、背盐器具和饮食等：“四脚爬坡梯百步，打杵磨烂篾背篓。爹把儿子背成人，儿子把爹背进土。”“住的是山沟沟呦，吃的是洋芋坨呦，烤的转转火呦，睡的包谷壳呦。”情歌以男女之间的打情骂俏为主，《盐道》中刘竹儿送丈夫背盐时，唱到“晚上搂着空枕头，想到小郎心里酸”。《盐味》中左木匠对着陈氏，哼到“妹子妹，跟我睡，睡一辈子不嫌累。你是盐来我是菜，合在一起才有味。你出声来我出汗，压得床铺掉眼泪。”表述直白，用词泼辣，巴山人爽朗、率真、奔放、乐观的性格以及他们对于生活的狂热跃然纸上。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下，民歌既是巴山人枯燥生活的调节器，也是他们抱慰生存的精神武器。
另外，巫术文化也是大巴山深处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深深地渗透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汉水流域，南接巴蜀，东连楚土，风俗毕近，文化一体，巫觋之风颇盛。”“群众每遇病痛灾疾，少请医生诊治，惯邀巫觋诉神”在故乡，李春平小时候就见过很多端公行使法事，并且产生了极大的好奇与遐想。在后来《盐道》的创作中，作者不惜笔墨用大量的篇幅描写神秘、荒诞不经的民间巫术。在《盐味》中也简略地提到请镇坪有名的巫师崔小岭来做法式一事。巫术是人们科技认知落后的环境下，人们企图借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对某些事物予以控制的一种唯心主义行为。在小说中，巴山人民对于巫术的依赖和虔诚，真实还原了当时人们的生存状貌和文化心理。面对艰险困苦的自然生态，淳朴善良的巴山人民只能无奈地将生活的憧憬与希望寄托在神秘而怪异的巫术中，以求得心灵的慰藉。这种将落后神秘的文化现象与精彩的自然描写相结合，使小说笼罩上一种凝重的敦厚之美和神秘之美，整体上提高了作品的文学品相。
近年来，一些文学批评家不断发声，呼吁中国作家不要刻意介入消费伦理的大众叙事，而是要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求文学之根，重构文学审美。经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发现李春平的文学观和审美观始终流淌着传统的脐血，他怀着一颗对故乡眷恋、对生民悲悯、对生命万物的敬畏之心，在历史文化小说中探索乡土叙事的多种可能性，有力提升了乡土文学的精神重量和美学品质。大巴山既是他创作的实验田，也是他精神的栖居地，这里有他宽广的文学高地和艺术空间，对于正值盛年的李春平来说，我们有理由对他的小说之旅怀着更大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