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创新是文艺的生命。作家柳青说，“一个写作者，当他完全摆脱模仿的时候，他才开始成为真正的作家”，“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新的写法”。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学习前人的礼敬之心，更要有超越前人的竞胜之心，增强自我突破的勇气，抵制照搬跟风、克隆山寨，迈向更加广阔的创作天地。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作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创造“新的写法”提供了根本性启示。
总有生生不息的文学潮流奔涌出新的活力
谈到文学求新，不得不提“历史的文学观念”这个话题。“历史的文学观念”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根本观点，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留给我们的重要传统。即强调当代文学、当下创作的意义，强调文学随时代而变，“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文学唯有不断求新、求变，才能拥有新鲜、蓬勃的生命。作家应该用当代的语言，进行真切的表达；可以汲取传统，但不必泥古；可以借石他山，但不能亦步亦趋。
回顾“五四”新文学以来，甚至把眼光投向更久远的历史长河，不难发现，求新求变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总有生生不息的文学潮流奔涌出新的活力。
就拿20世纪80年代来说，“朦胧诗”在当时可以视为先锋文学的一种。它牺牲了诗歌的明确与清晰，而在意义的含混不确定中表达了那个时代的强烈情绪。这一情绪包括人的觉醒，包括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呼唤。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小说领一时风潮。作家们学习20世纪以降的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叙事上的革命，以夸张变形的手法表达独特、真实的体验。他们开始“向内转”，转向内心世界的追踪与探求，正如文学评论家鲁枢元所说：“它们的作者都在试图转变自己的艺术视角，从人物的内部感觉和体验来看外部世界……新的小说，在牺牲了某些外在的东西的同时，换来了更多内在的自由。”
“先锋文学”正是那一代的新写法，与那个时代相互激荡，具有实验性、奇异陌生的风格和先锋的挑战精神。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锋小说呈现退潮的态势，但中国当代文学突破僵化观念技巧的先锋精神始终存在。
文学创新不是内容空疏、结构草率、语言随意的借口
求新求变的冲动始终是文学发展的动力。但是，近年来文学创作中的问题是，随着时代语境的新变化，“先锋”“实验”的叙事技巧，有代替内容成为小说主体的趋势，有些小说变得内容空疏、结构草率、语言随意，他们声称这是文学创新使然。还有一些作家模仿西方的“后设小说”时，抱怨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丧失控制权和主动权，无力讲述故事，一味为懒惰和缺乏精巧艺术构思寻找蹩脚的理由。这样的创作缺乏相应的文学传统和时代语境，只剩下凌乱无章、拿腔拿调和词不达意。
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技巧本身成为一种表达，有其深厚的哲学渊源和思想背景。按照英国作家伍尔夫的说法，现代派的意识流小说追求将“捕捉到的终极真实或内在真实固定下来”，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甚至认为“小说已经比现实更加真实了”。其思想背景在于取消了客观真实的存在，认为真实性存在于主观世界，这很大程度上受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荣格等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影响。
中国小说的先锋派所热衷的拼贴、颠覆，将写作仅仅视为表演，追求无意识的写作、荒谬的结构等，就是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学的影响。如今来看，拼贴、无意识等先锋手法很容易流于创作的散漫和艺术性的缺席。
“认识我们的文化”成为内在诉求和神圣使命
20世纪80年代与当下，面临的是不一样的时代命题。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改革开放向纵深处挺进时，我们当然需要交流、借鉴和学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比较、没有交锋，就没有文化，就没有进步。同时，面对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文化认同的问题前所未有地横亘在人们面前。“认识我们的文化”成为一代人的内在诉求和神圣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藏。中国文化历来推崇“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故步自封、陈陈相因谈不上传承，割断血脉、凭空虚造不能算创新。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
事实是，从现代小说百年发展的经验来看，那些把中国的审美传统和真实的现代经验恰如其分地结合起来的作品，那些兼顾“守正”与“创新”并进行有机交融的作品，那些对传统文化作出现代思考的作品，是最具生命力和最有价值的，能在不同时代觅得知音、引发共鸣。
提倡发扬中国美学传统，是不是就要回到章回体小说、方言写作？从晚清民初的翻译开始，当时的小说译著者已经探索出了更加自由灵活、丰富多元的小说结构，当代写作者没有必要回到带有说书人口吻、残留“话说”的章回体。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一部分是用方言写成的。方言的合理使用，可以增强语言的活力，但用得太多就适得其反。努力写出洗练、典雅、生动而有表现力的中文是每个汉语写作者的责任。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到底什么是好的白话文有过不少讨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周质平的观点是：“文字的死活体现在‘达’与‘不达’上。‘达’的文字即使再古、再文，依旧是活的；而‘不达’的文字即使再新、再白，依旧是死的。”这不仅是说文学作品的语言，也可用于判断整个文学作品好坏优劣的标准。
“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新的写法。”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本质上是以文学抵达内在的自由。“先锋”不能成为“表演”，不能成为空疏浮泛的代名词。我们呼唤兼具传统品格和现代风尚的“新的写法”，期待更为真切、更有诚意的新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