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来的都是好年景”，这是父亲的一句口头禅。这句口头禅伴着父亲走过了七十四年的生命历程。每当我工作遇到困难，生活中遭受苦难，跌入情绪的低谷时，我常常用这句话劝慰自己，正是这句话帮我走出低谷。

父亲离开人世的那一瞬间，永远刻在我心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刻痕反而越来越深、越来越清晰。至今想起来，我的心还在一阵阵作痛，在一滴滴滴血。

父亲身体一直很硬朗，很少有头疼脑热，几乎不吃药不打针。父亲去世前的几年，收拾后院时，搬石头用力过猛，患上疝气。母亲让他做个手术，我也劝父亲彻底治疗，他坚持不做。父亲很固执，很倔强，自己定下来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母亲和我们实在没有良方，只好无奈。父亲后又患上了老年性便秘，每每要蹲上很长时间，十分艰难，很是痛苦。然而父亲只是买点药，就是不肯上医院。父亲从小受了苦，一生很紧细。一方面怕到大医院花钱，另一方面怕给儿女添麻烦。这两样病一抗就是几年，一直没有上过乡医院，更不要说县里省里的大医院。

父亲去世前的半年，不仅便秘越来越严重，而且饭量越来越小，吃进肚里的东西肠胃也不能好好接受，原本不胖的父亲更显得消瘦了。其时我和妻子在乡下初中教学，儿子还不到两岁，经济很是拮据，常常捉襟见肘。我担任着学校教导主任，不仅要工作还要照顾小家，每周回家看望父母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炕边没暖热，没说上几句话就骑着自行车一溜烟逃离了村子。

我那时不仅很粗心，说实话是根本没有父母的心。母亲几次欲言又止，我竟然没有发现。秋忙假后，我发现父亲吃得更少了，颧骨明显高了，人瘦了一圈，花白的发须更显凌乱。我问父亲怎么回事，他总说：“好着呢，人老了，活动量小，饭量自然就小了。”“你好好工作，把娃照顾好，我没事。”我和母亲硬逼着父亲到县医院检查，医院让回家调养。我坚持要带父亲到省城西安大医院，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眼看着就要进入腊月，年的脚步一天天迈近，父亲执意回到了家。

我是一个不孝的儿子。当亲友问起父亲的死因，我羞于开口，因为我并没有带父亲去大医院，至今我也没有弄清楚父亲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多年来我常常责问自己，为什么当年没有带父亲到大医院去检查，就是治不好，最起码也能弄清父亲死于什么病。那些年农村教师工资低，儿子小，自己经济拮据，加之受父亲影响，撂不下学生。多年以后每每想到这件事，我很愧疚，觉得愧对九泉之下的父亲。“要知父母恩，手上抱儿孙。”我的儿子一天天长大了，作为父亲，为了儿子我不惜花钱，不惜劳神，不惜受苦劳力。我又想到了父亲，父亲为了我舍得一切，我为什么就不能为父亲放下一切？这又应了那句古话，“一个老子能养十个儿子，十个儿子养不了一个老子。”乌鸦反哺，我竟然不如一只乌鸦。我的眼泪又涌满了眼眶，簌簌地落下。

我不是一个好儿子。那时我担任学校的教导主任和初三毕业年级两个班的语文教学。父亲弥留的三十多天，他还要我坚持上课，不要耽搁了学生的课程。现在回想起来我竟是那样的傻，怎么就没有挤时间在家多陪陪他，为父亲尽最后一点点孝道，那样我的心也许会得到一点点安慰。这成了我心里永远的痛，成了不可治愈的伤疤。人到中年之后，这痛时时发作，像针扎心脏一样痛。这伤疤时时发炎，像一把盐撒在了伤疤上疼。这让我痛苦不堪，时时遭受良心的谴责和精神的折磨。

年关一天一天近了，父亲的病情忽然好起来。腊月初三，我们给父亲过了一个再也简单不过的生日。一碗长寿面，一杯清茶。父亲异常高兴，母亲却满脸愁容，她说父亲的脚越来越肿了。

腊月二十四，我特意烧了好多热水，仔仔细细地为卧床多日的父亲擦洗了身子，掏干净了肛门。父亲满眼泛着微笑，舒坦坦地躺在炕上，哼起来秦腔《龙凤呈祥》中书堂合婚刘备一段，他高兴地说：“舒服多了，上下通活了，看来我能过年了。”在父亲面前我强装欢笑。背过身，眼前一片黑暗。过了两天父亲病情急剧恶化，大哥设法搞来几瓶高蛋白，奢望着父亲能熬过年。

腊月二十八中午蛋白也打不进去了，我们彻底绝望了，后半晌父亲几乎没有了知觉。夜幕降临，严冬的夜格外漆黑，黑得有些怕人。我手搭到父亲鼻孔前，父亲还有一点微弱的气息，白炽灯昏黄的光，让屋子更昏暗。父亲干涸的眼睛忽然一亮，仿佛即将燃尽的油灯注入一点油后又有了一丝光气。努了努嘴，想要说什么，我俯下身子，耳朵贴在父亲嘴边。父亲含混不清的话语，我似懂非懂，我终于听明白，“娃，回来了吗？”父亲艰难地问道。父亲是问他的大孙子、我的大侄子回来了没有。我趴到他耳旁，大声地说：“明天回来。”他又问：“还有几天过年？”“明天是除夕，后天就过年了。”我的话未落音，父亲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撒手人寰了，从此父子阴阳两隔离。想起来我十分后悔，我当时如果不如实告诉父亲，也许父亲会努力地活过年，我的话让父亲精神松懈了。父亲还是没有熬过年，父亲的脚步被挡在新年的门槛之外。生命有时是坚强的，有时是脆弱的。生与死只是一线之间，一瞬之时。

除夕傍晚，我一个人陪着父亲。新年的鞭炮此起彼伏，整个村子都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新年的鞭炮点燃了沉睡了一个冬天的村庄，炸醒了春天。炮光闪闪，犹如一朵朵绽放的花儿，整个村庄沉浸在新年的喜庆之中。我停住了哭泣，放下痛苦，静静地陪着父亲度过了人间最后一个除夕。窗外天空月明星稀，星星和月亮有点消瘦。地上寒光一片，冻得严严实实，门前地里冬眠的麦子打着鼾声。村边祖坟上的古柏睡不着觉，絮絮叨叨讲述着陈年旧事。那夜我一眼未合，不时为父亲上香，不时为燃灯添油，让父亲享受着人间的香火和亲情。坐在父亲旁，陪父亲说着话，聊着天，听父亲唠叨陈芝麻烂谷子，听父亲唱上一段秦腔《烙碗记》：“上边埋着我的父，下面又埋刘子明……”

父亲是小有名气的秦腔演员，“文革”中备受折磨，他生性耿直，从不陷害他人。父亲十分节俭，吃饭时，地面上撒下一星点馍花，父亲总是小心翼翼地捡起，轻轻一吹放进嘴里。上小学时，我鼓足勇气说想要一支英雄牌钢笔，谁知父亲马上从口袋里掏出钱递给了我。二哥结婚，父亲将自己补发的“文革”中四年零三个月工资全部拿出来。父亲为了儿女舍得，不仅是金钱，甚或是自己的性命。我们做儿女的，为父母又如何？我惭愧的眼泪又簌簌落下。

我常常梦见父亲。遗憾的是梦总不长，很快会醒来。于是我奢望做一个长长的梦，那样，我会和父亲多待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