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时节，当笔者走进泰州学政试院，徜徉于溱潼古镇街巷，那幅“雁翅照壁”上的青石浮雕“观榜图”，那些“明经取士”“为国求贤”的匾额和考棚考舍，还有呈现“鸾凤和鸣”“高山流水”图案的砖雕仪门，都给人以重教崇儒、肃穆祥和之印象。而更让笔者感触深刻的，是几位与这里有着不解之缘的文士贤达。他们或孜孜以求内心的快意，或儒雅豁达、方圆有度，或狷介自持、砭清激浊，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留存一方厚重、一种意趣、一抹隽永的香。

　　一

　　泰州学政试院，清朝时是江苏学政主持院试的地方，也是保存较完好的古建筑群之一。推门进院，一副楹联意趣横生：

　　何物动人，二月杏花八月桂；

　　有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

　　是啊，究竟什么能撩动我们的内心呢？在如此凝重的考试院，这副楹联轻盈地描绘了这样的画面：二月盛开的杏花、八月飘香的桂子。而三更阑珊的灯火、五更喔喔的鸡鸣，也成为士子在追逐美好的小路上，一种外在的督促、内在的自醒。

　　科举时，二月会试，八月乡试，金榜题名称为“折桂”，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是极为荣光的时刻。这副楹联正精当地描绘出士子怡然自得享受杏花拂面、金桂醉人的场景，以及在漫长的日子里独倚南窗的孤寂。

　　在学政试院笔者看到，这里有东、西两座考棚，考棚号舍以砖墙相隔，各高1.8米、深1.2米，供一名考生使用，考生入场后，几天里作答、食宿均在此处。鸡鸣即起，关锁答题，为取功名，士子们不可谓不苦。其实，渔樵耕读，哪行不苦？但哪行又会没有自己的收获、自己的快乐？关键在内心是否存有“二月杏花八月桂”的悠然意韵，藏着“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自得达观。

　　这副楹联出自清代学者彭元瑞之手。彭是南昌人，以文学被知遇，目录学功底极厚。纪昀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时，彭即为十个副总裁之一，与纪并称“南北两才子”。史载，乾隆曾宴见词臣，出半联“冰冷酒，一点水，两点水，三点水”，彭即席对曰：“丁香花，百字头，千字头，万字头”，其才如此！

　　彭元瑞官至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在朝有“智囊”之称，地位不可谓不尊，但依然孜孜不倦，抄书140余种、数千卷，并著有《经进稿》《恩余堂稿》等文稿。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想，彭元瑞此时的问学，或已超越自身功利的层次，成为追求杏桂之意的人生趣味、内心自得。

　　清朝时，有个考生叫黄章，他102岁参加乡试。黄章在提入考场的灯笼上写有“百岁观场”四字，由曾孙为之引导。面对围观的考生，他风趣地说：“我还不到科场得意的时候，108岁才是我的好日子！”

　　今天，我们已无从知晓黄章老人彼时的心境，但唯一让我相信的是，他走进考场时一定是快乐的，他的内心不再有多少功名的羁绊，而更在意春风杨柳、绽满鲜花的一路风景。

　　二

　　在泰州市姜堰区溱潼古镇，有一处叫绿树院的景点，一棵古槐，生于唐代，距今已逾千年。如今这里香火缭绕，人们或望大富大贵，或求“与槐同寿”，“蚁穴南柯多少梦，浑忘花落与花开”。然而在此跪拜人流中，笔者却发现了近代书法家于右任的过往身影。景点围墙的一块展板上，记述着这样一段轶事：

　　于夫人生性好佛，婚后多年膝下无子。1920年(民国九年)的一日，夫人提出拜送子观音，以续于家香火。于右任身为近代学者、教育家，创办有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著名高校，如何会去信佛？但为了迎合夫人，便陪夫人从沪上来到溱潼。

　　次日凌晨，于右任夫妇手捧香篮上香跪拜、磕头祈祷，同时应方丈之邀，于先生留下“高山来好月，青天养片云”的墨宝。

　　说来奇怪，于夫人自溱潼降香许愿后，次年即诞下一子，夫妻如何高兴，无法形容。然而，烧香拜佛一事，却无关先生信仰，只为一个情字，只随一个雅字，可谓儒雅豁达、方圆有度。而此种个性，还在副总统的竞选中得以展现。

　　1948年，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于右任参加了副总统的竞选。选举前，长于书法的他在屋内摆一书案，置文房四宝，凡代表来访即送“为万世开太平”条幅，以声望和笔墨作为竞选之依托。

　　与于先生做法大相径庭的是，有的竞选者给代表提供汽车，有的包大旅社、酒店供代表享乐，也有的天天摆酒请客……投票首日，于右任即出局，但次日投票，于依然准时出席，以至于全场代表起立，掌声10分钟不息。于先生虽未当上副总统，但其恪守原则、清正儒雅之秉性却被奉为做人的典范。

　　在溱潼古镇一大户人家的仪门之上，笔者见到了一组“四时行乐”的砖雕，“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其天人合一之境界、顺天应物之意趣，悠然陶然。追逐天地人物之和谐，恪守人格良知之律条，或许，许多过往，值得我们思忖。

　　三

　　溱潼古镇小溱湖巷7号，是一幢建于民国初年的中式小楼，大门高悬的“高二适故居”门额，由红学家冯其庸亲笔题写。

　　高二适，当代学者、诗人、书法家，上世纪60年代曾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他因当年与郭沫若展开兰亭序论辩，闻名全国。这场笔墨官司也成为中国文坛的一段佳话。

　　资料显示，高二适并非溱潼人，此处也非高先生的宅第。1903年，他出生在离此5公里的小甸址村庄，后与古镇一家百货店老板的女儿结为伉俪。此后，高常居岳父家，白天闭门苦读，当窗临池，晚上与岳父诗酒唱和，研读经史。

　　小楼之上，一张书案依然在静静等待远去的主人归来，书案也成为“纸堆成冢”的见证。高二适所以能成为“当今草圣”，与其勤奋不可分，他曾说，搞书法艺术非纸成堆、墨成山，是见不到功效的。

　　1964年，南京发现王谢墓志，这是书法研究的一件大事。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亲来南京考察，鉴于出土的东晋墓石拓片的书体与兰亭序笔迹迥殊，发表文章认为兰亭序并非王羲之的亲笔。

　　对此，高二适持有不同看法。他翼翼拟定《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援据坚确地指出，兰亭序为真非伪，但文章一直未能发表。为此，他写信向其恩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求助。章士钊随后致函毛泽东主席，希望得到他的评鉴。毛泽东支持打这场官司，认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和《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等文章随即发表，高二适也由此被称为“学者中的奇男子”，概在学问精深之外，还有一种追求真理的品性与勇气。这正如其在《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中所言，“吾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

　　岁月悠悠，一切仿佛过眼烟云。然而，这些文人及其遗留的印记，却如醇醪，历久而弥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