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出生在特立尼达的一个小镇上。这是一块主要从事农业的小小的殖民地，人口稀少，文化稀薄——殖民地文化、亚洲移民文化及衍生的次文化，似有似无，还彼此隔绝，用奈保尔的话说，就像是一个“被移植来的非洲”。这里的人只有一小部分受过教育，而且是以有限的本地方式，便感到，他的未来几乎就是一个“死胡同”。

　　然而就这么一块不毛之地，居然有一个写诗的人，而且当他薄薄的一本诗集出版之后，还有几个人聚集在一起，认认真真评价一番。荒蛮之处，居然有“思想生活的守护者”，这让奈保尔惊异不已，一如沙海里见到了一小块绿洲，即便小到近乎无有，也给了他“向死而生”的希望。他觉得，文学是无路之处的路，与渺远的远方连着。

　　帕斯捷尔纳克也出生在一个小地方——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叫别列捷尔金诺的小村庄。黄土漫漫，枯枝层层，林间空地上，马车好像自己在走，因为刻板而恒定的生活，让马车夫选择了昏睡——闭塞与小，剥夺了歧途。帕斯捷尔纳克捡来枯枝，面无表情地扔进壁炉。烧熟了的马铃薯起了多余的皱褶，他知道已到了剥食的时分，便从烟灰里“掏”出来。一如乡下的工匠，不紧不慢地干活，安安静静，而没有累的样子一样，他吃得也是那么安静、从容，似乎不是为了吃，而是咀嚼着一份安于现状、终老于斯的心情。

　　然而他的父亲在打理好庄园之后，还钟情于画画，后来居然还有机会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画插图，也因为这层关系，还结识了德国现代派诗人里尔克，以至于有了偕帕斯捷尔纳克到火车站为其送行的场景。这个场景改变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人生轨迹——他知道医治生命慵懒的方剂中，有一剂最让人心旌摇荡的良药：诗。诗能给枯槁之树萌发新芽生命的冲动，不仅“向死而生”，而且，让人不再能忍受生活的平庸。

　　我的出生地更是狭仄，四面大山顽强地纠结在一起，抻出了巴掌大的一小块平地，赶羊的人在那里歇歇脚，把一根枣木拐杖插在那里，走时遗忘了。第二年他又走到这里，发现拐杖居然发出新芽，便把一家老小带过来，安了家，便又衍生出一个小小的村落。这就是我文字里经常出现的那个“小垭”。垭，一个状形的字体，喻大山匝着的一小块平地，与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相仿佛。小垭真是咫尺之地，村东有一爿石碾，村西有口山井，村里人在二者之间循环往复，从不知山外事，也不想知山外事，就这样自生自灭了。

　　然而当支书的父亲到山外开了一次会，居然还带回两本《房山文艺》，一切就不同了。那是县文化馆的一个人散发到会场上的，不少人都扔了，而父亲出于怜惜，随手装进他的干粮袋里。书册里的风光开了我的蒙昧，才知道山外的世界五彩缤纷、无奇不有。心中便生出大忧伤，感到如果一辈子活在小垭里，还不如不活。便生出一个向外飞翔的欲望，隐忍贫寒，潜心苦读，缓慢而真切地飞出山外。后来去拜访那个散刊物的人，看到那个人戴一顶米黄的鸭舌帽，面目黧黑，无灵光样相，但是，却在别人的心中播撒了灵光，感到文学真是一种类似羽翼的东西，轻，却可以致远。

　　奈保尔幸运的是，特立尼达那个地方不仅有写诗的，而他父亲居然就写小说。父亲努力把身边的事情都装进他所认为的“短篇小说”。但父亲的文学一辈子都在低地徘徊，影响从来没有跨过本地域的那排由庄稼编成的栅栏。日子的凡常，生活资源的稀薄，笔底生出波澜是很难的，便刻意地设置“巧妙的结尾”，终至让人感到虚假、可笑。但是，在奈保尔眼里，这是一种“伟大的悲壮”——因为父亲的努力，让他懂得了“何为文学”以及文学背后的艰辛，给了他足够的心理准备。更重要的是，即便是他到“别处”去寻找生活，文学坐标也对应着特立尼达的生活，便避免了“轻浮”与“精神的漂泊”。

　　后来的奈保尔有了一重真实的感受——走出生地，云游四方。对于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是必须的，只有那样，才会有眼界、才会有心胸、才会有联想的能力。但是，在广阔的世界里游弋不止的人，也往往会迷失自我，走上一条不归路。他曾痴迷于毛姆和亨利·詹姆斯的文字，并试图用他们的方式写。但是，却总也找不到写作的自信和“如释重负”的感觉；写出的作品，也缺乏独特气韵，给人的印象是似是而非、似曾相识、似有实无，终不可取。他最后的成功，是因为找到了自己处理素材的方法——用他的特立尼达生活经验，比照他的英国生活经验、融汇他的印度生活经验——抬头看路，回到“原点”写。所以他说，“我”的素材与他人的素材之间差别太大，只能走自己的路，让自我“在场”——“这里根本就没有文学共和国！”

　　帕斯捷尔纳克也有自己的幸运。他藉藉无名时，正巧遇到了鼎鼎大名的马雅可夫斯基。后者的意气风发、激情四射以及《列宁》《穿裤子的云》发表后，莫斯科街头争相传颂、群情激奋的情景，让他感受到了文学的崇高——“文学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人们的思想和生活、甚至是社会生活。”所以他坚定了“为文学而活”的信念。马雅可夫斯基的高蹈与躁厉，导致了最终的毁灭，让他感到，文学人生其实是很脆弱的。但是，在刺痛和阴影中，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从来没有过的文学理性：文学是“冷的”，是“向下”的，莫斯科只能制造“传声筒”，而不会创造出纯粹的文学。

　　他又回到了那个叫别列捷尔金诺的小村庄，在燕麦田埂上，在瑟瑟的桦木林中，在深陷而坚硬的车辙里寻找“现实生活”的意象，忠实地运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潜心于他的“最高准确性”的文学追求。到了后来，苦难与岁月，终于兑现了对他长期的忍耐理所当然的奖励。他给人的启示与奈保尔是一样的，在别列捷尔金诺的小村庄的价值实现，离不开他的莫斯科“出走”。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理，虽然“只有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才能写得好”，但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他们都拥有“俄罗斯本土以外的生活”。面粉自身本无酶，酶是人加进去的——“别处的生活”是酶，拿到本土来发酵，才有独异的思想植株借势而长。这或许就是评论家笔下的所谓“二律背反”。

　　最后，自然要谈谈我的幸运。

　　我的幸运在于，在我本能地亲和文学的时候，我身边的那几位一直被城里人小觑的农民出身的作者，在发表单篇作品都很艰难的情形下，居然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这提升了我的信念，甚至诱发了我的野心，所以，我能走到今天，文学的动力是家乡人所予。但是，他们的步伐虽然一刻也没有停顿，至今却只有半只脚迈进了京城。因为他们虽然拥有沃土，但在任何时候，都不曾主动接触外界的世界，他们信奉的是，自己的世界就已经足够了。因而便缺失了联想和想象的能力。同时也没有建立主观批判的立场——有魅力的事物，未必合乎道德；文明的存在，常常缺乏趣味。他们总是非白即黑，非彼即此，不敢想象，事物的真相，往往在不黑不白、不此不彼之间。乡党所失，正是我之所得，他们给了我不早不迟的警醒，使我以“急迫的姿态”向自己世界之外的世界进身。

　　不仅是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让我胸廓大开，而且包括有机会接触到的所有作家、评论家和学者，也让我感到己身甚小。为了阔与大，甚至一度还想“连根拔起”去到城里工作、学习、生活。之所以还生活在本土，是因为：一、自己所珍视的那些人一旦走近了，会有许多负面发现，不仅是做人，更包括作文。一如奈保尔所说，“友谊之所以保持得久，也许就是因为我不曾细读过他的作品”。文坛的许多同志，远看是花，近看是绢。二、外界世界存有成见，并不真心接纳你。那些尊重你学识和写作的人，往往并不会读或认真地读你的作品，在他们眼里，尊重就够了。这种尊重近乎于漠视、蔑视，让你无法承受。三、便是奈保尔和帕斯捷尔纳克式的启示，雄踞之处，未必是巅，大作家，往往都是在小地方写作的。

　　但是，要想突破局限，必须要有超越本土的眼界，要有“别处生活”的经验。如何获得？唯有读书一途。

　　古人云，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如何知道？读来的。

　　从蒙田那里也得到了一个会心的意象，即：坐行者。读书人，也是行者。以“坐”的姿态，纵览历史，游历天下，阅尽万物，饱识人生况味，就是拥有了大生活了。

　　原本是心虚的，还标榜“在乡土上嫁接文化”，读过了能够读到的古今中外的世界名著之后，气运丹田，胸装万象，便不再以农民的出身为鄙，也不再以用这种方式接触外界世界为非，且心中有了一种盈满的自信与豪迈——峰巅如何，不过是大地的皱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