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货币演变看社会变革（作者/徐宁远）
作者:文章来源：发布是时间:2018-01-11 00:58字体大小：【大中小】
前 言
位于陕西省安康市的藏一角博物馆是我祖父徐山林先生将毕生的收藏捐赠而建成的博物馆，属于‘私人捐赠、国家所有、政府管理、社会实用’的一座特色博物馆，占地面积7218平米，现有藏品12000余件，共有十个展室。藏一角这个馆名也是我的祖父亲自命名的，寓意是收藏历史的小小一角。我对此也非常感兴趣，今年便利用暑假的机会在藏一角博物馆里对其中收藏的钱币做了一番研究。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而存在，包含多种形式，从上古时期的贝币，刀币，圆形方孔钱，到第一个纸币交子；当今种类繁多的银行卡，流行的网络支付，流通的，交易的都是货币。货币自古有之，货币的概念也早已深入人心，几千年来它在不同政权，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它的变化也悄无声息的传达着历史车轮前进或倒退所带来的社会变革。
一、货币产生的历史背景
货币究竟意味着什么，一千个人有一千个答案，而我认为货币作为一个工具，不仅极大的方便了商业活动，更蕴含着社会的背景。
原始社会作为文明的早期形式，已经产生了货币的观念，古希腊荷马史诗中就曾写到：长发的希腊人在卖酒，有的人用青铜去换，有的人用铁去换，有的人用牛或牛皮去换，更有的人用奴隶去换。这背后就是以物易物，各取所需的理念。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的弊端也被不断放大，从物品价值不等到难以携带，人们对于一般等价物——货币的追求也显露出来。
在中国，约公元前3000年的原始部落时期，贝币便开始出现。贝壳作为海边的产物，对中原人民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它轻便美丽，易于计数，用于钱币是情理之中。关于为何使用贝壳作为早期的货币，还有一些其它的说法，在内蒙古地区出土的原始部落所用的，取自生殖器的骨币，寓意族群兴旺，而贝壳的形状与其类似，便有学者猜测出于这个原因贝壳被用作货币。夏朝晚期，贝壳可能便开始用于交换，尚书盘庚中记载“贝者，水虫，古人取其甲以为货，如今之用钱然。”商代中期，贝币具有极高的价值，也导致了一定供不应求的局面，此时的用铜仿贝的技术也是中国金属铸币的开始。在商代，青铜冶炼技术的发展为铜贝的诞生打下了基础，但技艺并不成熟。此时的货币直观的反映出了早期社会生产力低下，技术水平较低的特点。尽管做工粗糙，多靠天然取得，贝币仍旧是不可否认的中国古代钱币的开端，它使货币的概念深入人心，此后历朝历代，无不在货币上做些文章，或是推陈出新，或是继承前代。
钱币除了暗示着社会的背景和需求外，作为时代的产物，同样反映着当时的历史大环境，该朝的经济情况，乃至国家状况和国家关系。提及钱币所表现的历史背景，不得不说它所暗示的国家状况。回到春秋战国时期，此时多样的钱币便是国家分裂，天下混乱的侧面体现；而统一的钱币，如半两钱，五铢钱，和通宝钱，则是国家统一的体现。
再说国家关系，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二套人民币中的三元纸币，新中国成立以来只发行过这一张以三为计量单位的纸币，其背后揭示的正是中苏的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苏共一直扮演着中共老大哥的角色，新中国建立后，在钱币印制方面，仍然借用苏联的技术，比如三元纸币就是因为苏联人认为“三”代表好的兆头，而且此时的纸币分为红色和绿色两种，其中红色就是苏联帮忙印制的。但是在第二套人民币发行后不久，美苏开始冷战，此时中共也需要完整独立的自主权，两国关系降至冰点，三元纸币也昙花一现不复存在。
一个国家的货币同样是这个国家经济情况的完美体现。除了通货膨胀的民国、经济凋敝的汉末，北宋时期出现的第一个纸币，由商户印制发行的交子，可以说是北宋经济发展的产物。在这一时期，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蜀中一带贸易兴盛，然而由于交通技术的限制，大宗货物和钱币的运输十分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纸币应运而生。最早的纸币，不但充分的体现了宋代经济的发达，经济重心的南移，更是印刷术改进的产物，当然关于钱币所反映的技术变革和改进会具体在下一节展开。
进一步来说，货币应该是由国有银行或者中央银行统一发行来流通的，但仔细研究钱币发展史就不难发现，在民国时期，为了整治混乱的货币市场，民国政府推行法币，就算这样，钱币上仍印制有多达四个银行的名称，分别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而在这之前，情况更加复杂，除去清币，各式外币，各省都在印制自己的钱币，这样阻碍经济交流的后果不言而喻，即：经济危机，人民苦不堪言，为后来国民政府失去人心埋下隐患。不仅仅是民国，汉代也有非官府发行的钱币流通于市，从景帝到武帝再到东汉，民间私铸货币屡禁不止，最典型的便是王莽建立的新莽政权，他私铸钱币，禁止五铢钱流通，妄图恢复旧币制，而且引入了许多新的计量单位，如泉、货布等，造型上也趋于复古，其中货布与战国时期的布币非常相似，但是复杂的币制和突然废除五铢钱的后果就是社会动荡，人民不安，最终死于乱军之下，新莽转瞬即逝。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董卓作为一方诸侯，也私铸钱币，做工拙略，偷工减料，人们戏称其为“无文钱”。正是大面积的私铸现象和混乱的币制导致了东汉末年经济的彻底崩溃，通货急剧膨胀。近代大规模的铸伪币的例子也存在，比较为人所熟知的便是七七事变后日本建立伪满洲帝国，在东北地区建立伪银行发行伪币，诸如满洲中央银行，中央储备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均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总的说来，统一的币制和货币体系对社会的安定和发展都有不可忽视的贡献，但对于研究钱币发展的学者来讲，正是这些变化和繁多的的钱币不经意间留露出历史的信息。
二、货币演变的几个阶段及制造技术的进步
概括的讲，中国货币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早期的物物交易阶段和贝币阶段，这一时期或是没有货币但有货币的观念，或是货币仅为自然获得而非人为控制的；其次是铸币阶段，从陶、铜、铁，到金和银，铸币阶段在中华文化5000年的历史里占了绝大部分的时期；接着是从北宋末年开始的纸币，它方便携带，迅速流行开来，时至今日仍占货币形式的主导地位；最后便是近年来初显端倪的电子交易和网络支付，人类似乎正在向无币化的社会过渡。具体来说，自商代开始出现贝币后，货币变得极为普及，这引领的正是一二阶段的过渡；而秦始皇推半两，汉武帝铸五铢，这使得第二阶段达到顶峰；交子的出现是二三阶段过渡的开始，这一过渡极为漫长，时至今日硬币仍在社会中流通；而第三阶段的顶峰也正是在当下，随着印制技术的不断发展，纸币变得越来越普及；三四阶段的过渡刚刚露出苗头，借着诸多软件如微信，支付宝，淘宝等，无币的社会在向我们招手。说到这里不得不提的是何种因素使得这些过渡成为现实：技术。
钱币的铸造史，印制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的技术水平，文化程度和社会发展水平。这背后不仅是技术的发展史，更是文化的前进脉络。
回到神话时代，彼时人们还在饮血茹毛，传说中的部落首领轩辕氏在逐鹿郊外击败了蚩尤。大地还是自然的样貌，文明尚未开化，生产力低下的氏族部落中人们最多的还是以物易物，简单打磨的石器用品去换粮食，又或者用狩猎到的动物皮毛去换武器。迫于技术限制，这时的人们处在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中。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新奇的观点：这时的社会中的人们幸福指数是最高的，因为生产力的限制，他们只能选择压抑欲望，接受交换。而随着部落人口不断增加，游牧民族变为原始农业社会，人口随之继续快速增长。生活习性从游牧转为农耕同时意味着人们拥有财富的增加，这使得大范围的交易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便是贝币。起初的贝币也只是从大自然获得，充当一般等价物而已，目的主要还是规定计数和方便交易，本质上的技术没有明显改进。但在第一节中也曾提到商代中期的贝币供不应求，此时铸造青铜器的技术便被应用到钱币铸造上来，这是钱币铸造史的开端。具体来讲，这时的铸造还是人工模具铸造，用融化的铜水注入模具冷却后形成钱币。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四种主要钱币也均为这样的方法铸成，区别可能只在于制作模具的材料由石器变为瓷器。但最能反映铸币技术提升的还是钱币的样式和形状。与早期形状不一的贝币相比，与其说刀币和布币是货币，不如将它们归为工艺品。先说刀币，中华上下五千年，独此一家，其外形酷似匕首，因而得名刀币；再说布币，它的出现是古代劳动人民铸造技术提高的重要表现：布币形似古代用的铲子，但比实用的铲子小很多，最早的布币就是由铲子演化而来，但较为笨重而且做工并不精细；战国时流通的布币则小巧精致，便于流通，此后的世代中，上节提到的新莽政权也才用过布币的形状，称货布，彼时的布币做工更加精细，其上刻的文字也更加清晰美观。
时间来到秦朝，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中国钱币发展史上绕不开这个重要的秦半两。在第二节的社会需求中曾提到半两钱的外圆内方形状取自天圆地方的理念，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后世的记载也只是推测，并无确凿的证据，另有两种较为流行的观点，都是从铸造技术的方面去进行考虑的。其一，有学者认为半两钱内方而不是内圆（战国时期出现过内圆的环钱）是为了方便铸造时的穿孔，具体来讲，因为是用木棒制作成方形的头去冲击铸好的钱币，所以留下方孔；不仅如此，这种方孔同时也便于穿线和给钱上的刻字去定位，圆孔一是穿线易滑，二是无法保证刻字的对称性。第二种观点认为环钱（除綖环钱）是无意的产物，因为在铸好钱币后的穿孔过程中，由于古人技术不精，没法控制力度，导致钱币会表现为一面圆孔一面方孔，其中圆孔就是木棒冲击时的惯性太大而导致的。铸币的成功率一直也是历朝历代关注的重点，早期的币多为青铜铸造，成功率较低，而后期的半两，五铢，乃至通宝钱，在含铜量上的调整和铸造技术的改进大大提高了铸币的成功率。清末，中国的钱币又有了一次大的改变，从圆形方孔钱变为了无孔钱，其中的代表就是清大清铜币，此后的民国硬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硬币均为无孔钱。对此，有学者解释源于两方面原因：其一是材质的变化，古时多为青铜铸币，所以清代起的银币便再无方孔了；其二是由铸造改为机器冲压，这种情况下冲孔对机器的磨损很大，同时会降低上文提到的铸币成功率。
而中国古代钱币除了铜铸外，也有铁钱和上文提到的银钱，甚至还有过金钱。铁在古代被视为贱品，尽量不用其去铸钱，但在技术条件成熟，市场对于铁质钱币有需求时，政府、民间也会铸造铁币。铁钱不仅仅是材质上的不同，许多学者认为铁钱是“中国封建社会货币与商品经济的矛盾相对尖锐化时期的产物”，它更能反映社会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具体说来，往往都是铜钱率先出现，铁钱紧随其后，起到补充和调节的作用，它的盛行，不仅是当时历史背景的产物，更预示着币制的调整或改进。历次铁钱的盛行背后都有其特殊的原因，举例来说，汉代出现铁钱的原因是私铸谋利，宋代则是为了满足市场对货币量的需求，清朝是因为铜运输受阻。五代十国时期，各国政府曾下令禁止用铁、铅铸钱，但无济于事，这预示着货币制度的混乱。果不其然，此后大量的官铸、私铸铁钱导致了币值下跌。银钱在古时相对较少，原因显而易见，它的价值太高，只会在大宗买卖，王侯赏赐时才会使用，而且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银币远不如铜钱、铁钱发达；近代银币的流行与两方面的因素密不可分，一是大量的白银涌入中国，二是机器制币的引入。至于金币，更是少之又少，有记载开元通宝曾有用金子铸造的用于赏赐的版本，但传世的少之又少。
再说纸币，北宋四川地区的交子为纸币的流通开创了先河，最早的纸币是由铺户临时填写的楮纸券发给商人的，后由官府规范整治，收归国有，设专院钞写盖章，后用钞本印刷，但宋代的交子依旧陷入了政府透支信用而导致的通货膨胀。近代的纸币印制技术就是典型的机器印制，画面精美，效率大大提高，这背后反映的便是机器替代手工的趋势。而如今的银行卡与电子交易充分体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货币虚拟化和商务便捷化必将成为钱币发展的趋势。它们的背后是当今日益壮大的银行体系和人民的需求，技术层面的提高，当然，电子交易的安全性和便捷性，也被充分的表现了出来。
不论是钱币铸造，印制技术方面的提高，改变，还是刻字，穿孔技术的兴衰，都被钱币充分的反映了出来。
三、货币上独特的文化印记
货币的出现一开始就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商业活动的需求，但与此同时，货币自己本身的发展和改变也有其独特、鲜明的文化印记。
人类似乎有这样一个共性，凡是自己所追求的事物，都希望求个吉利，找个保证，亦或是寄托在某件饰品上。钱币自不例外，再回到贝币上来，可能正是人们对于族群兴旺的愿望导致了贝币的广泛流通。不仅如此，上文提到的流行于楚国地区的蚁鼻钱，形状和装饰酷似鬼脸，这与楚人信巫，敬鬼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还有秦代发行的半两钱，其形状为外圆内方，便有学者大胆猜测这与古人对于天地天圆地方的描述相吻合。这一结论对于当今的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同样适用，它们迅猛发展的背后正是人们对于便捷快速生活的追求。
商代的贝币曾与龟甲一起做占卜用，迷信认为这是极好的兆头，因而被统治阶级用于货币。秦代的半两钱，汉代的五铢钱，唐代的通宝钱，近现代统一发行的纸币、硬币，无不有着巩固统一，安定社会的作用。秦代刚刚结束了长达400年的混乱时期，统一不仅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也是需要维持的局面。而统一的货币就很好的解决了经济方面的问题，同时为后代的钱币样式开了先河。汉初，在经历楚汉争霸之后，国力衰弱，史记写道：“大都名城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皇帝出行也难以找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国力的衰弱更体现在经济上，由于常年征战，大量青铜器被用于铸造兵器，钱币铸造停滞，汉初被迫允许秦半两钱继续流通，目的便是维护国家稳定，巩固新生政权。而文景之治之后，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汉朝终于经过三次改革推出了自己的货币——五铢钱，作为新的计量单位和法定货币。但是东汉末年，经济再次凋敝，这时的货币本就不如半两钱大，其重量往往只有半两钱的三分之一，官府又在原本就不大的五铢钱上再次削减，剥掉外围的环，称綖环钱，当时有夸张的说法，说钱币能浮在水面而不下沉，这种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也侧面反映了政府想要通过减少单个钱币份额来多铸钱，以缓解经济问题的想法。
汉初允许使用秦半两，后推出自己的五铢钱，其形制上并没有太大变化，但钱币上的文字已从“半两”变为了“五铢”，这之后的年代，五铢钱不断壮大，隋朝仍在使用；唐朝时期，又出现了新的货币名称，通宝，此时圆形方孔的样式还没有改变，四周的文字却变成了“开元通宝”。仔细观察，不仅文字的内容改变了，形式也在变化。秦代的半两钱上刻小篆体的“半两”，而汉初的半两钱就已经变为了篆书的另一种形式，而五铢钱上的刻字与半两钱差别就更加明显了，五铢钱采取隶书，出土的文物仍然清晰可辨。后续的文字发展，甚至铸造技术的运用也在钱币中得以体现。唐代的开元通宝上四字均为繁体楷书，但能明显的感觉出此时雕刻印制技术已经有所发展，文字清晰，造型对称，结构精美。元朝时期的货币则有自身区别于汉族的外民族特点，上刻八思巴文。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币上印有简繁体的中文和少数民族文字，寓意团结统一，同时也体现着印制钱币技术水平的提高。
除此之外，货币的装饰也反映着统治阶级的诉求。民国初期的纸币和硬币，印刷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头像，袁世凯执政期间一度流行的是以他的头像印制的银元，而国民政府时期则是蒋介石的头像。新中国成立后，各版人民币在不同面值上向来是毛泽东先生的头像和人民代表的头像，反映着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以钱币潜移默化的传递观念的现象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
四、国家的兴衰与货币的稳定
而除了提供社会的结构背景，货币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国家，政权的分裂与统一。
以春秋战国为例，布币，刀币，环钱，蚁鼻钱等，各个诸侯国发行的货币不同，不仅阻碍了其间的贸易往来，也反映着国家的分裂。各国都希望拥有自己的钱币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货币的统一对于国家安定的重要性。唐朝灭亡后的五代十国时期，民国初期，正是这些国家尚未统一，政治力量混乱的时期，孕育出了多种多样的钱币，这些钱币，也在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环境。以五代十国时期为例，此时的货币仍是以唐代的开元通宝为主，但与春秋战国类似，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铸币，这些货币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面值大，常以十、百为单位，这为后来的通货膨胀，货币购买力下降埋下了伏笔，同时这一时期的钱币多为铁钱，做工并不精细。俗话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国家统一时期发行的钱币也是各不相同。秦始皇嬴政的一大功绩便是统一货币，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这一措施对于其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秦代之后的汉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都有统一的货币。近代的纸币同样体现着社会的大背景，从军阀混战时期的各式各样的钱币，到新中国统一后不断改版的人民币，其背后的社会形态一览无遗。而如今越来越普遍的银行卡，则是中国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的一个佐证。近年来广受好评的网络支付，电子交易则是社会安定，人与人信用水平提升，互联网信息技术提高与普及的体现。
通货膨胀期间，货币迅速贬值，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遏制这一趋势，而发行货币便是手段之一。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这一时间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案例。民国初期，政府在各地发行货币，但是当时币制混乱，各地政府的财政也没有保障，货币的滥印、盗印，促成了物价普遍上涨，货币贬值，这在1929年的全球经融危机中达到了高潮。金融危机中，货币大幅度贬值，如果用这时期的法币去度量，一个普通的教师月工资可能上亿，而充其量只是其一个礼拜的饭钱。为了缓解这一危机，更加稳定的，用来缴纳关税的关金券被允许在市场流通，但效果很快过去。国民政府又收缴纸币、金、银，强制推行金元券企图扳回局面，不料此券贬值更快（十个月170万倍）。渡江战役之后，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又发行银元券，但不见成效。新中国成立初期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1949）同样能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状况和人民需求。具体来讲，第一套人民币的最大面值为一万元，却只等同于第二套（1955）中的一元。而这时期钱币的做工相对粗糙，反映出来的是人民在长时间战乱之后对于经济的相对不重视，而是尽力解决粮食问题，以求安定。
五、对后世及外族钱币的影响
有人曾问过为何中华文明能够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答案其实很明显，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很大程度上同化了外族的文化，使之融为一体，更具生命力，这一观点同样可以被钱币证明。
中原钱币形式对外族钱币的影响体现在对于西夏、金、元钱币上，之前几节我们一直在强调秦半两钱的重要性，它不仅是第一个统一的钱币，更是后世钱币仿制的模板。从样式上看，西夏、金、元的钱币均为圆形方孔，而且除元代钱币外，其余钱币刻字并非本族文字，如女真文或西夏文，反而是中原的繁体楷书，不仅如此，这些钱币出乎意料的都在使用中原钱币的名称——通宝。这样的相似充分体现了文化的趋同性，大大促进了经济交流和商贸往来。唐朝末年的五代十国时期，许多少数民族活跃在中原以北，如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的辽，起初的辽直接使用中原的钱币，其后自己铸钱，仍采用圆形方孔的形式，并铸汉文与其上。中原钱币的影响力甚至已经达到了朝鲜半岛，朝鲜曾铸造乾元重宝，是其最早的货币。
而早期钱币对于后世钱币的影响同样重要。外圆内方的基本形式流行了几乎2000多年，时至今日，尽管硬币已经没有了孔，但仍然保留了外圆这一基本形状。后世的钱币在形式上模仿前代的其中一个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我们在前几节也讨论分析了一些因为改变币制，滥发货币而导致的悲剧，如新莽政权和民国初期的各省政府。这次我们以五代十国为例，这时期，尽管唐朝名存实亡，经济凋敝，但开元通宝仍然受到人民的青睐，能够在市场上继续流通。此时的各个国家政权为了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纷纷自铸钱币，却打破了市场的稳定，没有多少存于世。从单位上来看，早期的钱币对于后世影响也很深远。秦代的半两，为十二铢，汉代的五铢钱，为五铢，都用的是铢这个计重单位。而宋代的元宝，清代的重宝都是不同的单位用做钱币的名称。唯一的特例是唐代的通宝，它并不是单位，而是意味着通行宝货。
不过也有许多钱币形式并未被延续下来，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蚁鼻钱，环钱在綖环钱后再无踪迹，刀币也不复存在，布币一度在新莽政权下恢复，但很快又销声匿迹。究其原因，一种可以归为后世政府的禁止，秦朝统一在宣告战国时期结束的同时也宣告着刀币，蚁鼻钱，乃至布币的灭亡。尽管后来新莽政权重新开始铸造货布，在政权崩塌后汉朝政府又将其禁止，只发行五铢钱。第二种可以归为技术原因，环钱除了作为经济凋敝的产物（汉末）外，还可能是铸造技术不发达的体现，当铸造技术提升后，避免了穿孔的惯性，从而再无环钱。
由此可见，钱币所包含的，不仅是其本身所在时代的背景、信息，同样预示着未来钱币的发展。
六、展望
接着上文，我们说到钱币自身的变化同样暗示着未来钱币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而我们可以借此进行大胆的推测与估计。
回顾中国货币的发展史，可以将其归为两个主要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货币的轻便化与规范化，第二个是个人，政府，乃至国家信用水平的提升。这两条趋势将为我们的预测打下基础。首先我们来分析从何得出这两个结论的：从最早的实物交换开始，大宗商品运输困难和物品价值无法定量的问题便开始显现，这时人们用贝壳，皮毛等便于携带、珍贵、辨识度高的物品充当一般等价物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后来又用冶炼金属货币的方式将物品交易定量化，解决了第二个问题。但在北宋时期，随着贸易量的增加，金属货币重量大的弊端也开始显现，这时便出现纸币解决问题，这同时也是信用货币的萌芽。进入现代社会，纸币似乎都无法满足人们对于轻便的追求，从十年前的一卡走天下到现在的出门一部手机就够了，人们对于便捷的追求亘古不变，登峰造极。再说规范化的过程，这里的规范化指的不仅是计量单位的规范，更是发行、铸造的规范。最早的贝壳类钱币大小重量不一，而且多为个人自然取得，与现代的货币发行体制相去甚远。上文也曾数次提到，秦始皇统一钱币，他规范了货币的单位，半两（十二铢），同时也规范了铸造钱币的样式和官府的正式发行。后世沿用这个体系，禁止私铸钱币，不断规范铸造、印制与发行。至此，我们可以推出第一个趋势。第二个趋势相对显而易见，上文也曾说到纸币的出现是信用货币的萌芽，因为金属货币自身便可充当商品，它的流通只受限于市场对它的需求，而纸币，则是商户与政府的协议，近现代的银行卡更是如此，而流行的网络支付电子交易，无一不是建立在信用货币的基础上。
据此，为了追求更加规范的货币市场，更加便捷的货币流通形式，伴随着信用水平的提升，未来的钱币应当是虚拟货币和电子货币的天下。其实这种迹象在现阶段也已经有所体现，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三分之二左右的交易是由电子交易完成的。这方面的猜测很多，如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中冯·哈耶克提出，废除中央银行制度，允许私人发行货币，并自由竞争，这个竞争过程将会发现最好的货币。我认为这里的问题就是它并不符合我们总结出的货币规范化，甚至是货币市场规范化的驱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建议使用计算机技术建立一个比国家信用更可靠的货币体系。这些猜想似乎很疯狂，但我认为未来可能还要更加极端。具体来说，我并不否定虚拟货币在未来的重要性甚至是在近未来的统治地位，也不完全赞同私人货币自由竞争的局面，我认为人类社会对于货币的依赖程度会在达到顶峰，即虚拟货币全盛的时期后就会下降。实际上，我们现在对于现实货币的依赖程度已经在不断降低，金钱的转移和交易的进行尽管同步但已经分离，两个相隔几千公里的客户端之间的交易信息结果可能是两个账户里数字的变化。
这里我想具体阐述一下我的猜想，当虚拟货币达到鼎盛时，人类社会的现实交易可能已经和真实的金钱交易完全脱轨，是两个几乎不相关却又密切联系的事情。不相关是指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弱化，密切联系是指交易和金钱变化的必然关系。这之后，基于不断提升的社会信用水平，我认为会出现没有实体而只有数字作为衡量标准的新的计量单位，而人类将会彻底告别货币时代，重返物物交易的时代。这个计量单位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为社会所认可；二、每个人都能达到；三、方便计数。我认为“劳动单位”是一个可能的选择，它可以表示一个成年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这项的工作的量，以此为单位衡量物品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商品又一次充当起了货币的职能，它既是商品，也是用于交换其它商品的货币。在交易时，仍然遵循等值交换的原则，多或少的部分可以由交易一方付出相应的劳动以补全差价。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单位”标准的制定还需要考虑到性别、年龄、体质、受教育程度，所完成工作的种类等多方面因素。而在未来，第三产业的发达将会为人们提供多样的“商品”，或者叫“货币”去交换自己想要的物品。同时基于信用水平的提升，“劳动单位”同样可以贷款以解决学生的消费问题，同样个人之间的“劳动单位”也可以转送给他人，如父母抚养孩子，子女赡养老人等。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劳动单位”并不局限于体力劳动或者脑力劳动，而是要结合具体工作具体分析。
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下“劳动单位”这个猜想的可行性。首先，这种物物交易不同于古时的原始物物交易，它具有便捷性，除了无形无重量的服务类型货币外，支票仍旧可以发挥作用，而支票的认证就于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规范性密不可分。具体说来，“劳动单位”作为计量单位本身首先是规范的，而它的认证和对其支票乃至账户的认证，都将由未来特殊的机构和银行来进行。最后来说信用，实际上，这种贸易方式的变化正是人际间、社会中、国家里信用水平提升的最佳写照。满足了这两个大的趋势，我认为这种返璞归真的交易形式可能会成为现实，但可惜的是钱币只会作为收藏品而非实用品流通于世了。
由此可见，钱币的发展史不仅仅可以为我们提供钱币铸造前过去的信息，铸造时当世的信息，甚至还能够帮助我们对未来货币进行大胆的猜测。
结束语
钱币作为文明的产物，它的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文明的发展史，它的变化是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结构，技术水平变化的综合产物，同时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甚至还暗示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唐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现有“以币为鉴，可以明古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