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伤怀却也感人至深的作品，以长篇散文的形式记述了作家所经历的充满艰难、痛苦、悲伤，也充满勇气、信念、理想的日子，尤其是与同样罹患癌症的母亲相扶相持坦然面对命运和死亡的两年零四个月，母子俩一起将这最坏的日子过成了最好的时光，显示出对生命的热爱和旷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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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妈妈从北戴河疗养回来后，我们称了一下体重，我长了四斤，妈妈长了两斤。这真让我们喜笑颜开。
我觉得在癌症的治疗方面，选择一种方向比选择一种方法也许更为重要。我和妈妈选择的方向就是：如果只有一段可以计数的日子，那希望能过得少些痛苦多些快乐，少些颓颜多些体面，少些焦躁多些安宁。
因此，我们坚定地选择“快乐疗法”，尽可能地到远方去，到有山水有云彩的地方去，那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快乐，忘记病痛。
我在病后仅四个月就重新开始了根据李劼人的文学名著改编的同名电视剧 《大波》的筹备工作。到了2013年4月，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剧本阶段的最后冲刺。为保证时间，少做无用功，我决定让导演一起介入，来完成这项至关重要的工作。与此同时，一场马拉松式犹如电视剧般一波三折的筹资过程也终于见到了曙光。
2013年10月22日，《大波》 在成都开拍，并在唐代女诗人薛涛留下许多诗句的望江楼拍下了第一个镜头。这一天，我作为总制片人，接受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的采访，可不管是电视镜头，还是报纸图片，都给了我很大的近景，最多露了个小半身，那是因为就在开拍前一个月，我的手腕骨折了，整条手臂都打着石膏。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李劼人的全部创作，我特意请人将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十七卷共二十册的《李劼人全集》从成都快递给我。傍晚时分，蝉鸣声烈，忽听门铃大作，我赶去开门，不料，脚底一滑，摔倒在地，左大腿和左手腕顿时肿了起来，不能动弹，但我还是咬着牙将整整一箱子书搬进了里屋。当晚，疼痛难眠，第二天，见肿胀厉害，只能去医院拍片子，结果被诊断为左腿撕裂伤，左手腕三处骨折，医生即刻给我绑上石膏，说至少得六十天才能拆掉。
妈妈在中山医院做了第四次介入治疗。大妹妹给我打来电话，说妈妈今天反应较大，一做完便胃痛，当即打了止痛针。第二天，我去医院探望妈妈，得知她昨天夜里呕吐得厉害，腹部疼痛，还发了高烧。我握着妈妈的手，心疼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妈妈跟我说，以后不再做这样的治疗了。我不断地点头。此时，我觉得我唯一能够帮到妈妈的，就是再次与她确认我们选择的方向。
11月4日，我和妈妈以及大妹妹踏上了台湾的土地。大妹妹拖着一只装着熬药罐的行李箱，她得在整个行程中为我和妈妈煎熬中药。我们按照台湾女作家桂文亚事先做好的攻略，去了好多一般大陆观光客不太会去的地方，让我们惊奇的是，古朴的九份老街、壮观的野柳地质公园、神秘的红毛城，居然都在桂文亚栖居的新北市，那真是一座孕育美丽的城市。在野柳地质公园，我为妈妈拍下了一张她非常喜欢的照片———她站在一个海蚀洞后面，探出头来，右手打出一个V 字手势，笑得阳光灿烂，满头白发被穿过洞穴的风吹得全都扬了起来，如同一轮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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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到来了。
这一年，是我和妈妈过得最为平静的一年，日子既从容又充实。
1月7日，电视剧《大波》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顺利关机。我离开四川时，没有直接回上海，而是先去了贵州，终于去到了向往已久的黄果树瀑布，并没有想象中的寒冷，也没有想象中的点滴成冰，瀑布仍旧声势浩大，既壮观又美丽，水蓝如处子。我之所以要去贵州，那是因为我想实现一个心愿，即走遍全国每一个省份。贵州是我最后一个没有踏足过的省份，现在，我如愿以偿。在贵阳时，我还专门去了八角岩，我有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朋友就住在那里，那时，我们都是热血青年，但我们只是通信往来，从未见过面，而且也早已失联，不知生死。我知道我们根本无缘相见，但我一定要去那里，我想完成一个迟到的庄严的仪式，那便是向我的八十年代致敬并告别。
8月1日，我一身轻松地与妈妈开始了日本之旅。
我们这次是四人出行，除了我和妈妈，还有大妹妹和我女儿。妈妈笑着对我女儿说：“我们听不懂东洋人说话，你在大学里读的第二外语刚好是日语，所以，这次你就是我们的专职翻译了。”大妹妹照例拖着一只装着熬药罐的行李箱。临行前，帮我们预订房间的旅行社特意关照我们，千万不能大张旗鼓地熬药，因为隔壁房间的客人如果闻到味道是可以投诉的。大妹妹说，那我就每天半夜熬药好了。
我们游览的第一个地方是东京都内最古老的寺庙浅草寺。
浅草寺供奉的是观音菩萨，这让妈妈欢喜不已，因为妈妈自己在家里供奉的就是观音菩萨。跨进雷门，门内有一条长约一百四十米的铺石参拜神道通向供着观音像的本堂。浅草寺始建于公元628年，相传，当年有两个渔民在宫户川打鱼，结果，捞起了一座高5.5厘米的金观音像，附近人家遂集资修建了一座庙宇供奉这尊佛像。妈妈与当地人一样，先用清水漱口、洗涤，然后熏香，在香炉里插上一束束的香，再把袅袅弥起的香往身上缓缓拍过来，为自己祈福。
我们走出浅草寺时，我听到有个中国游客说，烧香什么的都是迷信。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烧香拜佛，许愿供养，为的是求菩萨这个那个，这才是迷信。说穿了，菩萨并不会给你什么，甚至保佑不了你，一切还是得靠自己。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这样认真地修行，从我自己来说，是我觉得那是一种信仰，一种智慧，而这是我们所缺失的，可这又恰恰是我们的人生所应该倚靠的。事实上，所有的果报不是佛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修得的，凡事都应该向自己而求，这才是立足之道，也即释迦牟尼佛所说：“以己为灯，以己为靠。”
浅草寺的周围是一个个自四百多年前的江户时代延续下来的大小店铺。我们走进一家鞋店。妈妈本来就个子不高，脚也不大，患病后身材愈加瘦小，体重才六十来斤，脚也瘦削很多，因此很难买到尺寸合适、款式美观的称心鞋子。我们在店里转悠，我鼓动妈妈一双双地试穿。妈妈最后相中了一双皮凉鞋，但她问了价格后却笑着摆了摆手，说是太贵了。我说，能看到称心满意的鞋子已属够好，岂能不买。我为妈妈买下了这双鞋子，并跟她说，你现在就穿起来，要不过了夏天，就不能穿了。可事实上，妈妈在这个夏天并没有穿过这双鞋子，她说，她想留到明年再穿。我听后觉得也行，因为我们还会拥有很多个美好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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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妈妈没有能够熬到明年夏天，这双她舍不得穿的鞋子现在被大妹妹保存着。普通人一旦离世，如同肉体一样，生前的物什也就烟消云散了。妈妈去世后，过了“七七”，我和两个妹妹去她的住所整理遗物，除了衣橱里的四季衣服，其实妈妈的东西并不多，可见她生活的简朴。我们将她的衣服在衣橱内留了三四件，其余的都送进了小区里的衣物慈善捐献箱，以捐赠给需要的人们，屋子里顿时就显得空空荡荡了。
现在，妈妈对于我，就是那么一点我所保留的东西了。妈妈留下的东西如今放在我家的客厅里，也就是三个不大的袋子，里面还包括了我送给她的自己的全部著作。我完全没有“遗物”这个概念，一些我和她生活中一起用过的东西还放在我的书桌上，没有整理。我时常忘记她已经离开了我们，就像写这本书的时候，一些人名、细节我不太清楚时，我会随手拿起电脑旁的电话筒想问她一下，可当我蓦然间意识到她已不在时，心里一片茫然无助。我知道，她的离去因为时间还不长，所以失去和怀念的痛苦还在后头，漫长而深远。英国当代哲学家西蒙·克里切利认为，这个世上一个真正最难的哲学问题是，一旦想到我们所爱之人的死，愉快与平静如何成为可能。
妈妈走后，我们就是真正的孤儿了，从此，没有了来自大人们的庇护，只有自己往前走了，可许多事情我还没有学会呢。比如妈妈去世后的第一个冬至，本来这一天都是妈妈给过世的亲人烧锡箔的，现在轮到我来做这事了，但我不会折叠，所用的锡箔还是妈妈留下来的，她折叠的元宝、方亭都是那么精致，但我去楼下门口烧的时候，却怎么也点不着，一会便熄灭了，可能是因为受了潮，我只能把妈妈折叠好的重新拆开来，可还是忽明忽暗，这时候，天上下起雨来，我想是不是妈妈看着难过了，不禁泪如泉涌。
如今，就是在这些少少的也是小小的物什中，我与妈妈依旧每天共同生活着，息息相通，而不是空洞如也。
（《最好的时光》 简平/著，海豚出版社2016年5月版）
